不知道上个世纪的浙江书法史能容纳多少个人物。人们一方面患上了怀旧病，在故纸堆里翻拣已经蒙尘的人物，做得最成功的一例，莫过于绍兴书家徐生翁的破土而出，进而被人们塞人20世纪书史的巨人座，成为上个世纪书史上的一座高峰；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健忘，许多书人随着他们的死亡而为人遗忘。浙人曾经想把民国时期的书人应均推举出来，但是应者寥寥，终归于寂寞。这是人们企图从历史上留下过划痕的书家群里寻找榜样，最后失败的例证。怀旧和健忘同时并存。这样的事也许不限于浙江，不限于应均，个人的贡献和社会的给予不完全画等号。如果不是那个书家本人的问题，他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一星半点，那只能归之于命了，运气不好。
我想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去世的孙正和。我至今仍时时记起他，他是我在迷恋书法篆刻但对书法缺乏真正了解的岁月里，给我讲真话的少数长者之一。令我感念的是我当时以一个年轻人的身份向他求教，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也没有跟他见过面，但他对我讲了真心话，对我认识文化环境和书法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虽然这些事我最终也能明了，但我怀疑如果不是那时知道这些，我后来是不是还能坚持下来，我没有把握，他的启蒙使我在心理上有了足够的准备。再后来，我拒绝他收我为徒，他不介意，照样往来，照样跟我讲真话。在长辈中能这样做的，实在太难得。
幸运和不幸与孙正和一生是紧密相连的。他很年轻时就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大约在学校就学时就办过书法展，得到校长陈望道题字。复旦名师荟萃，其中还有一些先生又兼长书法，如郭绍虞、朱润东、王蘧常等等，孙正和作为学生，有机会请教。校外的，那时候的上海也是名家云集，孙正和得到像白蕉、马公愚、钱君甸的指导。以孙正和的天资，学书的环境不可谓不好。孙正和毕业后，又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于是他把上海的师承关系延伸到了北京，此时此刻原本是海派阵营里的邓散木正客居京华，孙得以请益。孙正和在首都只生活了半年，后来因为北大的生物系下马，他返回浙江，到新昌一个中学教书。临离开首都前，邓散木给孙正和写了两封推荐信，要他回浙江后找张宗祥、韩登安学习书法篆刻，从此孙正和的师承又经历了一次转折。我不清楚孙正和当时这种转变缘于怎样的原因，以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推测，他从首都一下子跌落到浙东的小县城，不外乎出身的问题，或者是知识分子太爱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意识。我同孙正和的书信交往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他的怀才不遇。
曾经在上海及北京生活过的孙正和，回到浙东小县城新昌，他的生活注定了还是不安定的。他在那里的一所中学教语文教化学，业余时间向学生们传授书法。书法成了他教职外的第二职。他这样做，不为别的，因为书法已深深植入他的骨髓，要知道他为此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与心血，他要用书法和篆刻来表达自己的存在与价值，他内心为此赢得的满足也必然要付出代价。孙正和在他和书法之间，插入了太多属于知识分子的内容。这也难怪，他本来就是一介书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的书法界，实际上只限于北京上海的少数人。京派名家基本是前清有功名的名士，像陈云诰，虽然写得一手老成持重的楷书，一派殿阁风范，与书法艺术总还有点距离，那时的郑诵先和萧劳还年轻，虽说北京还有郭沫若、齐燕铭那样书风充满生气的书家，但他们究竟是现职高官，繁重的行政事务，使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过问书法。中国的书法又看重一个“老”字，于是好端端的书法在北京仍笼罩在晚清民国的浓雾里。倒是市民化程度很高的上海生活着一批文化艺术上多有新气象的书家，如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等等。要说那个时代书法的中心，大概不能不提到海派。孙正和与书法的关系恰恰始于上海。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是帖学的大本营，像孙正和那样的江南知识分子，在性格上更接近倜傥的帖学。碑学固然厚重但也过于沉重，令人望而生畏。孙正和的取向大致在二王一派。以后他因为从事篆刻，也临写过北碑，但以孙正和一生的书法创作来说，他写碑的目的仍然在帖学，或者说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的字迹内涵更见丰富，增加一味“金石趣”。
在孙正和身上还带有若干海派的特点，强烈的求新知新的欲望，如晚年自设“竹简行书”。在我看来实是二王书的“瘦身版”，变化虽有，却没法说它是新体。从孙正和自设的“新体”似乎能看到在他倾力的帖学传统之外，夹杂着许多难以名状的想法。求新的背后，隐藏着难以阻挡的个性张扬。透过那瘦劲而又略显埔峭的笔墨，我感觉到孙正和内心的寂寞与孤独。
现代书家中，写二王最当行的要推白蕉。孙正和从白蕉上溯二王，得晋人的那种清简逸趣。据说孙正和当年临摹的一通兰亭颇得沙孟海、胡士莹等名家的激赏。他应该是白蕉众多弟子中最得乃师心传的一位，不光是书风，连为人的孤傲也仿佛近之。顺便提一下，孙正和敬爱他的三位老师邓散木、白蕉、马公愚，曾收集三位老师的简札，仿古制用勾摹的办法成就一部《木蕉堂帖》，以纪念他和老师们的翰墨情缘。对这部丛帖，时人的评价：“近世传摹墨迹，皆用照相影印，响拓之技，久已屏迹。正和此编，勾勒工致，诸家笔势宛在，殆无失真，阅之觉有印本不传之妙。”(施蛰存跋《木蕉堂帖》)“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闻其生前近寓沪垒，竟无一面之缘，引为憾事。”沙孟海这段题跋文字，后来屡屡被人引用，成为当代评价白蕉艺术的重要文献，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沙老这段话就是为孙正和自藏的白蕉卷子题的。
孙正和1964年在陆维钊的指导下专攻晋唐行楷书和汉隶入印，深得前辈们的赏识。他母校复旦大学的老教授们如郭绍虞、王蘧常就不用说了，沪杭的学者们也偏爱他那一手趣味清醇的楷书印，胡士莹、陆维钊、施蛰存等的常用印就有不少是他刻的行楷印。施蛰存先生20世纪70年代曾赋诗称赞孙正和的楷书印：“二王书已入唐碑，玉检泥封未有施。喜得孙郎疏凿手，雕虫新技建红旗。”陆维钊的评价更高，有诗赞曰：“浙派强弩迹已陈，赵吴后起稍翻新，吾侪自有千秋意，薄古方能见厚今。真行人印昔人难，今日逢君刮目看。要与西泠成一帜，从知方寸路途宽。”盛赞孙真行书入印的一时无二。可惜孙正和空有一副“疏凿手”，没等到大放异彩，五十几岁就因颈椎炎、白内障，很少动刀子了。对外的应酬，由一个姓马的中学生代笔，他最后再去修整、落名款。所以他晚年的楷书印作品留下来的屈指可数。
孙正和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书坛消失后，他的书法和印章逐渐不为人知到完全陌生。其实孙正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代表浙江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的作者之一。他送展的就是一组楷书印。至于他的书法，小字略胜于大字。他最讲求书法的矩度，甚至以“绳墨”自号，但他性格里的确有不安的“革命”因素，跟他名字“正和”之意颇有距离。甲子年寒冬，正是江南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孙正和呵冻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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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红粉墙头，秋千影里，临水人家”，就是用所谓的竹简行书写成的。他在写下宋人词句的同时，也写下了自己的心情。这幅作品后来发表过多次，算是他书法的代表作。甲子寒冬，算来该是1 985年初。这年的二月，孙正和的个人书法巡回展从新昌开始，以后分别在绍兴、杭外I、上海展出。他计划在几年内带着他的作品走遍全国，他的愿望最终因身体状况受阻，但这个年份无疑是孙正和最充满热情与激情的一年。
动手写这篇文章时，我再一次翻出1985、1986年之间孙正和写给我的信，摘录一些文字，以见他对艺术的看法。
治印同样要多临摹古汉印和清代名家印，不要从印中求印，还须书中求印。“把字写好，印就会刻好。”此来楚生语，语不虚也。此次在上海我的个人书展结束，看了上海、大阪市联合举办的篆刻展，许多印屏请某名家题宁，而该名家所书行草令人喷饭，昔日余从其印作看尚觉可观，且已蜚声海内外，这一观后才知其只是有点小聪明罢了，书法功力不足，故而治印亦取巧为之。
我省篆刻历史渊源虽深，然赵、吴以来已成强弩之末。社会关系学和随波逐流之风在书法治印领域中也不能免，大家难出。沙(孟海)老书法胜于印，初学赵氏叔孺，后入缶翁之门，又受张宗祥先生影响，与师母包氏颐安探究笔法，颇得贤内之助耳。
年来我懒于为报纸杂志创作，更不愿写文章，对比赛和展览以及各种会议也甚少过问，只在几个友人中互相交换作品，以调剂生活。我以为江蔚云先生淡于名利之行可学。
篆书有自己风格者即能成大家者，印始能成大家。
在本县举办小学生书法学习班，以培养幼苗，以免他日误入歧途。
孙正和有责任感，有艺术良知，对艺术家的好坏有判断力。对于他所眷恋的书法篆刻艺术投入了全副的身心。二十年后的今天，再来重温他当时所写的文字，余温犹在。
孙正和去世，钱君甸先生对此表示惋惜。说孙正和是个才子，艺术上应该有所作为。但是，有一类才子从来命薄。孙正和弃世这十多年来，他熟知的书法界也如白云苍狗，几经变化。孙正和要是还活着，他还会像他活着的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能他会像无数有点名望又有真本事的老书家那样，转向现实，埋头笔耕，以多赚稿费为乐了。但我的推测只是推测，孙正和已经毫不虚妄地离开了我们。
2004年4月19日写于孙正和先生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北大蔚秀园边上 |
